1953年9月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(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扩大会议)。被西方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位大学者”的梁漱溟，与交往数十年的毛泽东主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。

这场争论一结束，与会代表就开始喊:“不听梁漱溟胡说八道，就不给反动派民主权利，滚下去！”

要知道，梁漱溟可不是一般人。他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，著名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。

为什么这样的人物会和毛主席发生争执，最终被赶下讲台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

毛与梁的交往

毛与梁

毛主席和梁漱溟可以说是多年的“老朋友”。早在1917年，他们就正式相识，但当时毛泽东还只是一个图书管理员，而梁漱溟早在两年前就被蔡元培亲自任命为北京大学教授。所以，梁漱溟在杨昌济的家里见到同行的毛泽东时，并没有太注意他，甚至没有和他说过话。

梁漱溟再次见到毛泽东已经是21年后了。对中国抗战前景深感悲观的梁漱溟前往延安，就抗日问题向毛泽东求教。

梁漱溟见到毛泽东时，真诚地说:“我是来延安讨教的。中国的未来是什么？中华民族会灭亡吗？"

毛泽东坚定地告诉他:“中国的未来不必悲观，而应该非常乐观。最终中国会赢，日本会输。这是唯一的结局，其他什么都不可能！”

之后，毛泽东从国内外形势、敌我力量对比、这场战争的性质等方面对梁漱溟进行了阐述，并乐观地告诉梁漱溟，日本在中国侵略越多，战败的速度就越快。

在那个时候，毛泽东甚至从来没有去过外国。他一生只去过苏联两次，从未踏上日本国土，但他看透了日本国内局势，成功预见了这场战争的走向。

虽然此时的梁漱溟并不知道毛泽东是否正确，但他悠远而合理地分析，让梁漱溟从内心认可，对中国的抗日事业充满信心。

但第二天晚上两人再次长谈时，产生了分歧，发生了第一次关于“以阶级斗争立国”还是“以儒家伦理立国”的争论。但因为只是意见之争，双方并没有伤害对方的感情，反而更加了解对方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毛主席和周总理把梁漱溟从重庆请到北京。

3月12日下午，毛主席派专车把梁漱溟带到中南海颐年堂，邀请他加入人民政府。结果梁漱溟说，他还是留在政府外面比较好，毛主席尊重他的选择。

从这一天起，毛主席经常邀请梁漱溟到中南海做客，两人无话不谈，天南地北，难免产生一些争论。

比如朝鲜战争爆发后，毛主席决定出兵朝鲜保家卫国，问梁漱溟这一次怎么看，就是为了取得这位“老朋友”的支持和理解。结果，梁漱溟担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，人民可能会再次陷入苦难，他不支持与美国开战。毛主席当即告诉他:是美国人主动打我们的，所以要回击，以牙还牙。

然而梁漱溟认为新中国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“不是上策”，劝主席再“考虑考虑”。毛主席并没有和梁漱溟争论这种否定的观点，但是在梁漱溟得知中央已经正式决定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之后，他立刻改变了立场，说:“我们应该一致拥护，不反对。”

正是因为毛主席对梁漱溟的宽容态度，直接导致了两人接下来的“争论”。

争论的开始

1953年9月8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。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”(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、手工业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化改造)的报告。

第二天上午，召开小组会议，讨论周恩来总理的这个报告。在小组会议上，梁漱溟说，他“非常赞同总，没有其他意见”

9月11日，梁漱溟在大会上发言时，重点谈到了“如何贯彻总路线”的农民问题。

他认为，在过去30年的革命中，一直依靠农民来进行革命。但是，进入大城市后，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，一批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也搬到了城市，让农村显得有些受了冷落。

他还认为，近年来，城市的工人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，而农村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差，所以有同志说“工人住九天，农民住九地”。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——农民——在建国过程中被忽视了，有人说你进了城市就‘不喜欢’农民。这个问题要注意。

梁漱溟之所以作此发言，是因为他对当时的农村情况没有全面的了解。他觉得国家的工业化导致了中国城乡的巨大差距，于是站出来呼吁政府“重视农民问题”。

9月12日，梁漱溟等代表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。志愿军总指挥彭首先作了关于朝鲜战场的报告，然后毛主席发表了讲话。在这篇讲话中，毛主席把“关心农民”叫做小仁政，“发展重工业，打倒美帝”叫做大仁政，并直言不讳地说:“有人不施大仁政而施小仁政，是帮美帝的忙“

在演讲结束之前，毛主席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:“有些人正在班门弄斧的批评我们。看来我们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，还是不了解农民，笑话！今天的政权基本上是工农联盟，工农有着相同的根本利益。这个基础不能分裂，不能破坏！”

毛主席的这番话让梁漱溟有点不舒服。他认为自己不是反对总路线，而是认为发展工业化的后果有些严重。城乡差距怎么会这么大？

他和毛主席交往几十年，吵架的事没少发生，而且这种事互不相让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于是当天晚上就给毛主席写信，说明了自己的想法。

第二天晚上，毛主席在中南海同梁漱溟进行了会谈，对梁漱溟说，你之所以认为工业化的发展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害，甚至认为中国存在“九天九地”，是因为你从心底里不赞同工业化建设的总路线，而你只是“非要不证自明，要不就否定它”。

“笔”害死人

梁漱溟本人就是一个固执的人。这次会议不欢而散后，他决定在会议上再次重复他的观点，让与会代表判断他们的意见是对是错。

因此，当李富春在9月15日发表报告后，梁漱溟举手发言，但未获大会同意。最后，毛主席决定在第二天召开的会议上让他讲话。

9月16日，梁漱溟如愿上台演讲。他先是复述了9月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，接着又复述了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，强调自己不仅不反对总路线，而且“热烈拥护”，但认为“总路线再这样下去，很容易做不好”。

梁漱溟讲话后，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讲话，反对他的讲话，批评梁漱溟的讲话“实质上是要求我们不要工业化，使中国不能工业化，不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。如果我们国家不能实现工业化，我们农民的生活条件如何进一步改善？梁的所谓‘九天九地’，表面上是代表农民，实际上是代表地主阶级。"

之后，周总理提到了梁漱溟在国共谈判中的表现:

1946年10月，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，准备召开“伪国民大会”。还在南方同国民党“谈判”的周总理知道没什么可谈的了，开始准备撤退。此时，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，还在想着“和平建国”，力劝周总理去南京“寻求和平的希望”。

为了争取民主党派的支持，彻底揭露蒋介石“假和平、真内战”的丑恶嘴脸，周恩来亲赴南京做最后的努力。这时，蒋介石加紧了对我解放区的进攻，同时，他向民主党派的成员献殷勤，向他们许愿要官。

10月28日，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未经与我党商量，提出了所谓“妥协方案”，要求国共两党“就地停火”。

当时国民党已占领张家口、长春等我党控制的重要地区，“就地停火”无疑对我党不利。那就更不用说，当时东北有41个县有铁路，其中20个在我党手里，其余21个在国民党手里。结果，梁漱溟为了“恢复东北交通”，提出我党放弃20县的行政权，国民党“只带警察进这20县，不带军队”。

梁漱溟炮制了这个方案后，不跟我们党打招呼就交给了美国人和国民党，使我们党处于被动局面。

后来，周总理提到梁漱溟1949年反对“武力统一全国”。

周总理讲话后，毛主席接着说:“从周总理刚才的讲话中，我相信你们可以看出，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谈的关键时刻，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。蒋介石的和谈协议是假的。今天也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，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是真是假。说实话，蒋介石是用枪杀人，梁漱溟是用笔杀人，不带血的。”

之后，毛主席开始批评梁漱溟的“九天九地”的说法，指出梁漱溟的讲话不符合总路线，有“不良用心”。“如果你明确反对总路线，主张重视农业，虽然你是间接混淆，是善意的，可以原谅的，但如果你不了解它，你实际上是反对它，这是恶意的。”

梁漱溟没有接受毛主席的说法。他举手发言，但由于准备不足，大会主席要求他第二天说明自己的观点。

雅量之争

9月18日下午，梁漱溟走上讲台后，首先表态，过去几十年的“恩怨”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的，所以要求大会给自己“充裕的时间”。希望在座的各位能给自己一个审视和检验自己的机会。同时，他还想考察一下领导党(共产党)，看看毛主席有没有听自己的话，把一切都解释清楚，然后说:“我误会了。看看是否有这个雅量。

在梁漱溟看来，毛主席对自己有很大的误解。他没有说要停止工业化，只是强调要关注工业化对农民的影响。“九天九地”的差别太震撼了。怎么能不重视呢？

在毛主席看来，他没有误解梁漱溟。他知道梁漱溟是出于好意才说这番话的，但梁漱溟的说法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。虽然为了发展工业化，确实有大量农村干部转移到城市，造成农村空虚，但中国的城乡差距并没有梁漱溟说得那么大。

他认为，梁漱溟作为一个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的大学者，无视客观事实，说“工业化的发展将使工农的生活从天上落到地上”，说明他对工业化是深恶痛绝的。

所以毛主席回答说:“我没有你要的‘雅量’。后面第二次会议召开时，我还是有‘雅量’提名你为委员，让你继续当委员的。”

梁漱溟觉得自己被“误解”了，变得有些固执，他当着所有代表的面说:“是不是委员，可以慢慢谈。现在我想看看主席有没有批评自己的雅量。”

梁漱溟此言一出，立刻在会场引起轩然大波。与会代表纷纷起立，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不满和愤慨，有的甚至当场说:“滚下去！”“民主的权利不能给反动派！”口号。

就连与梁漱溟有几十年交情的陈铭枢也批评梁漱溟，但陈在讲话中强调，梁漱溟所犯的是“与革命和反革命有关的政治问题”，还是“可以通过教育和纠正加以批评的思想问题”，这一点要弄清楚。

在陈讲话后，毛主席说，他没有发现梁漱溟的反革命行为，所以他是一个“意识形态范围的问题”，这也是他保留其会员资格的依据。但是，他的“反动性”也必须显露出来。说完，毛主席看着因海啸般的批判而僵在主席台上的梁漱溟说:“梁先生，今天不要讲太久。选一些重点，让你讲到4点，好吗？”

结果梁漱溟说他有很多话要说，时间太短，不够用。于是会场上再次提出了“滚出去”的呼声。毛主席等会场安静下来后，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:“要不要他再讲10分钟？”

没等代表们回答，被呼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梁漱溟当场说:“我要讲的事情太多了，10分钟不够。我请求主席给我一个公正的待遇！”

毛主席对他说:“你只听自己的，不听别人的。不让你讲太久，你说我没雅量，现在大家都不让你说了。你觉得大家都没雅量？你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说话不公平。现在大家都不认可，不想听你继续讲了。那么什么是公平呢？”

梁漱溟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该如何收场。这时有人提出，梁漱溟是否继续发言，应该举手表决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。

举手表决开始后，会场大部分人举手表示不赞成梁漱溟的发言，会场再次变得嘈杂:“梁漱溟服从决定，滚下去！”

就这样，梁漱溟终于在山呼海啸的叫嚣声中，从台上下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毛主席投票支持梁漱溟继续谈下去。

承认错误

会后两天，梁漱溟的两个儿子梁培宽、梁培树相继回国。梁漱溟把这几天的风波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尽管他对在公共场合与毛主席争论有所反省，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。

大儿子梁培宽听了父亲的话后，开始劝他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要求他在考虑自己的问题时“不要把个人问题和当前的国家建设割裂开来”。

梁漱溟似乎从儿子的劝说中学到了一些东西。他回忆说，周总理在12日发表“九天九地”的声明时，曾向代表们解释过，中国的城乡差别没有他说的那么大，并强调政府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。此外，“九天九地”的说法是我的老朋友彭在和他聊天时说的。他听了之后，一时怒不可遏，没有进行详细调查，就在大会上讲了这件事。他真的不应该。

这时，他的老朋友陈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，梁漱溟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言行。为了更好地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他很快就给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和秘书长李维汉写信，请长假，打算“闭门思过”，没过多久，李维汉派人通知他:“你的政协委员资格继续，以后可以照常参加会议。”

梁漱溟认为，他当众顶撞毛主席，最起码要挨个处分。李的这一通知使他深感意外，他对毛主席的“宽宏大量”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然而，虽然没有处分，梁漱溟后来还是被批评了很多次。但此时，梁漱溟的心情越来越开朗，因为他亲眼看到国家越来越强大，中国农民并没有因为工业化的发展而受到太大的伤害。

尤其是1956年，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参访团的成员，到外地考察，发现农民的生活确实越来越好。

对于毛主席，梁漱溟不仅心中没有怨恨，反而从心底里佩服他。1960年，次子梁培树给他生了个孙子，梁漱溟亲自给孙子取名钦东，意为“钦佩毛泽东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梁漱溟被问及如何看待30多年前的那场“争论”。梁漱溟难过地说，“那时候我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，说话不分场合，当众反驳他，让他很难堪。是我的错误导致了毛主席对我的批评。我不应该伤害他的感情。这是我的错。他们去世已经10年了，我感到深深的孤独。”